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路过蒲邑时,恰好碰上公叔氏占据蒲邑而背叛卫国,孔子一行于是遭到拦截.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长得高高大大,威武勇猛,他是拿出自己的五辆私家车来随从孔子的.身陷困厄的境地,公良孺挺身而出,放言“宁斗而死”,跟蒲人恶战起来；子路、冉求等“有勇力”的弟子当然不会傻看着,必定也投入了战斗.蒲人这下慌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可以放你们走.孔子答应了,双方还做了盟约.然后,蒲人放孔子师徒从东门离开.可刚走出蒲邑不远,孔子就让驾车的弟子转往卫国的方向；弟子子贡疑惑地问：“盟约难道也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胁迫下做的盟约,神明是不认可的.”到了卫国,卫灵公问孔子是否可以攻打蒲邑,孔子说可以呀,并讲了一番可攻的理由；卫灵公称善,但结果还是没有去伐蒲平叛.
　　诚然,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确有些误记讹传的内容,其中甚至不无“小说家言”的笔法.不过,怀疑乃至否定上述记载的真实性,总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难以令人信服.再说,如此记述也绝无厚诬的“故意”,因为对于孔子,司马迁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就像记录孔子承认自己“似丧家之狗”一样,这则对蒲人背信违约的故事,司马迁并不觉得对于孔子形象会有丝毫的损害.
　　认定孔子绝不会“背信”的人士,似乎“忽略”了先师的一则教导——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如今人们一般都正面理解“言必信,行必果”,以为这就是“说话算数,言出必行”,是值得称赞的好品格.但孔子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说话必定信守承诺,做事必定坚决办到,这是“硁硁然小人哉”——浅薄小人的表现.孔子这话也是对子贡说的.子贡虽然做生意很精明,但在蒲地遭遇困厄时,他还只有二十来岁,师从孔子的时间不长,政治上还不大成熟,所以有“盟可负邪”的疑问.生姜毕竟是老的辣.孔子在蒲人胁迫下立盟约,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夫子可没有把它真当回事,死板地拿“言必信”来束缚自己.想想这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对.打个比方说,你被坏人打劫了,为免再遭不测,你对坏人发誓绝不报警,可一旦脱险,你就直奔警局,难道能怪罪你“言而无信”?当然不能.孔子在这件事上“背信违约”,确实是无可指责.
　　自称“私淑”于孔门后学的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所谓“大人者”,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或有显赫声名的人,或如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的那种人,即做大事、成大气候的人.“大人者”既然跟“硁硁然小人”迥然而异,那么,与“言必信,行必果”截然相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合乎逻辑的了.至于“惟义所在”,有把“义”释为“道义”的,其实,义者宜也,在这里解为“宜”更确切一些.孟子的意思很明白：说话不一定要守信,行事不一定要坚决兑现,只取决是否合宜而已.因此,什么“一诺千金”,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于“大人者”显然就不怎么适用了.
　　笔者认为,对孔子“背信违约”于蒲人之事,大可不必虑其有损孔子的令名,因为将盟约藉胁迫的手段强加于人,这本来就是不义的；因此,即使孔子对它“背信”了,也算不上是“弃义”的行为.倒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句话,笔者觉得不无可虑可议之处.真正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看上去诚然是浅的,他们一般都缺乏城府,拙于算计,不谙权谋,他们可能被人欺之以方,往往会吃亏招损,这样的人确实不是搞政治的料,或许也成不了所谓的“大人者”.有的注家将“言必信,行必果”解为不分是非黑白,这是意义的添加,其实,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又何尝没有是非,只是他们自有其衡度是非的标准罢了.当轻诺寡信（老子有言：“轻诺必寡信”）、诡诈权谋盛行充斥于世时,“言必信,行必果”便益显其稀缺且难容于世.这是一种直道,奉行它的人尽管政治上不成熟,谋虑上欠周全,但毕竟在品行上算得上是君子.孔子虽然把这种人勉强算作最次等的“士”,却还是难抑鄙夷地将他们归入浅薄“小人”之列.
　　孔子在对子贡说这话时,没有明指“硁硁然小人哉”是谁,笔者揣想很可能就是指子路这样的人.据《论语》记述,孔子对子路有一字之评：“喭”——鲁莽.又记“子路无宿诺”——子路对承诺从不拖延；“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什么,若还没有能做到,就唯恐再听到什么.可见,子路是个重诺守信、行必有果的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而孔子恰恰对此不满意,甚至预言子路“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平心而论,以孔子的世事洞明,不赞赏“言必信,行必果”,自有其一定的道理.世界如此复杂,岂能简单处之?尤其在人心叵测、世象险恶的现实中,言行鲁直而欠谋虑,更可能咎由自取.循循善诱的夫子,对子路这样的弟子,本可以教导他们头脑要复杂一点,多留点心眼,说话做事不要总是“必”呀“必”的,做君子可没叫你们去做傻气的君子!然而,夫子似乎没有作这样的开导,而是对“言必信,行必果”的奉行者,一古脑儿地贬之为“硁硁然小人”.这,是不是责之忒苛了呢?
　　孟子则是从“大人者”的角度,正面申明应该怎样——“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如果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刚性的话,那么,孟子说的这条“大人”法则就是弹性的,“大人者”可以按他们的“义”,伸缩自如,灵活应用.话不妨说得很动听,承诺也可以极诱人,却不一定要信守并且切实兑现,至于合适的理由,还怕找不到吗?我们虽然可以相信,孟子说的这一法则,并不是想让“大人者”乘隙耍猾,可也不得不担心它会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地巧为利用,成为种种背信无良行径和虚伪之徒的护身符.事实上,背信无良的“大人者”,自古以来,也确实是层出不穷,多得数不胜数.这里且举近代的一例：被称为“康圣人”的康有为,在二十世纪之初著《大同书》,在书中他主张一夫一妻制,说：“其亚洲旧俗,一男得兼数女,而女子被制于男,故虽极苦而勉强守之,然于人道自由、人权天赋之义,已逆背而不乐矣.”话说得何等之好,简直称得上是“圣之时者”了.但康圣人说得如此美妙,却不是用来信守躬行的,后来他在西湖边筑庐,又娶了个孙女辈的姑娘,做他的六姨太.什么“人道自由、人权天赋之义”,这些漂亮话不过是书上说说罢了,“逆背”的事仍无妨坦然照做不误.——当然,这只是“小焉者”的事例.观诸那些有权有谋、人莫予毒的“大人者”,出尔反尔,无良无行；背信毁约,食言而肥；阴谋阳谋,为云为雨,愚弄百姓,荼毒苍生……康圣人言行不一的区区纳妾小事,简直就不足挂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