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写过什么诗?

汉武帝刘彻写过什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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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写过什么诗?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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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 (《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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