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时,中国有哪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时,中国有哪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时,中国有哪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时,中国有哪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俄国挣断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它不仅为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奠定了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全球各个角落的解放运动，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运动。
十月革命对中国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受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被帝国主义列强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走卒封建军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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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俄国挣断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它不仅为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奠定了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全球各个角落的解放运动，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运动。
十月革命对中国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受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被帝国主义列强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走卒封建军阀集团在这里掠夺抢劫。中国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名义上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但其实既没有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也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结果的历史局限性，只是加剧了民族危机，对能否真正复兴中华产生了怀疑。一些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虽然到过西方，考察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但从中却得不到使他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什么道路，采用哪些方法，以及依靠哪些力量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夕写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1964年版，第504页）
李大钊是中国先进分子之一，他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对祖国命运的意义。十月革命成了李大钊世界观形成的转折点，成了他全部生活和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为了弄清这一转折的性质，不能忘记，由于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给俄国劳动人民带来了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宣布了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的进步力量如何对待这一政策，因为正是李大钊典型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的愿望和情绪，而且作了最鲜明、最深刻和最彻底的表达。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奠定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原则。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弗·伊·列宁制定的和平法令。正当骨肉相残的世界战争紧张之时，和平法令呼吁停止战争，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开始谈判。它谴责各富强国家为了瓜分别国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苏联政府立即宣布废除秘密外交，废除损害其国家的秘密条约，放弃国际条约和协定中规定的统治阶级靠牺牲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而得到的特殊利益和特权的条款。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规定了苏维埃国家国内民族政府的基本原则：享有平等与自主；享有直至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与限制；各少数民族和人种自由发展。
苏维埃政权永远消除沙皇奉行的殖民压迫政策，在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中规定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对外政策原则。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它将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友好以及苏联各族人民声援并全面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同东方各国建立关系，同时呼吁正在斗争的各族人民也支持俄国各民族的革命斗争。
弗·伊·列宁在揭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各被压迫民族关系原则的国际主义性质时强调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伊斯兰教国家的态度，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徒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态度一样。”（《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9卷，第114页）
民主和平和国际关系新原则的纲领，同帝国主义各国的强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听命于反德集团诸大国的北京封建军阀政府，同各帝国主义政府一样，对此保持沉默。它继续承认克伦斯基政府旧俄国的外交代表。不仅如此，北京政府于1918年5月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反对苏俄的秘密军事协定，不久就加入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武装干涉。为了把外蒙变成对苏俄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中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将军队开入外蒙境内。
虽然北京政府持敌视态度，但苏俄却在始终如一地寻求使两个邻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并力求使中国劳动人民了解这一政策。为此目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25日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致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这是在凡尔塞和约签订之后不久，《和约》不仅没有考虑在战争中站在协约国一方的中国的利益，而且使其丧失了复兴的一切希望，它把在中国领土上的德国租界转交给了已经开始对中国大肆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手中。
正在这艰难时刻，苏维埃政府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和兄弟援助之手。宣言称，苏俄和红军“经过乌拉尔到东方去不是为了使用暴力，不是为了奴役别人，不是为了征服……，我们带给各民族的是解放，使之摆脱外国剌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外国的桎梏正在使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首先是中国人民窒息。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对我国劳动阶级的援助，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宣言向中国人民提到，苏俄放弃了沙皇政府为奴役东方民族而同日本、中国和前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愿意同中国政府就废除这些条约举行谈判。
宣言十分明确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特权，所有贸易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都不得干涉中国的事务，如若犯有罪行，应受当地法庭的公正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庭之外，不应有其他政权和其他法庭。”（《苏中关系(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43、44页）宣言重申了苏维埃政府以前宣布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的决定，然而北京政府却继续非法地将赔款支付驻给中国的沙皇外交官以支持他们的反苏活动。
苏维埃政府表示准备立即同中国人民的代表就两国建立正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以便一劳永逸地正如宣言所说的消除沙皇政府伙同日本等盟国对中国人民实施的一切暴力和非正义行动。
北京政府向中国人民隐瞒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建议。
侨居俄国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中国大约派出了十五万工人去俄国后方工作。十月革命后，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回国，而大部分留在了苏俄）最早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解放使命及其对中国的意义。1918年4月，彼得格勒中国侨民区的代表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呼吁书中说道：“在俄国的工人，由于命运的支配而跻身于世界革命的先锋之间……他们应当记得，中国革命的命运是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只有同俄国的工人阶级紧紧团结在一起，被压迫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引自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21页）
中国工人积极参加了反对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势力的共同斗争，这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同俄国各族人民的斗争是团结一致的。千千万万中国战士同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肩并肩地战斗。
从革命的俄国回国的中国人，不顾国内受到的各种迫害，向本国同胞带回来了关于十月革命和艰苦的争取新生活的斗争的真象。苏中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就这样开始了，它是由其优秀的儿女的鲜血凝成的。
中国进步力量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自身解放的曙光；保守势力则相反，从中看到了对自身幸福的威胁。
中国广大公众获得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受孙中山控制、客观报道俄国情况的《民国日报》在1917年11月10日和11日报道了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消息。《民国日报》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的角度向其读者详细地解释了十月革命的纲领，它说：“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日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引自彭明：《中苏人民友谊简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66页）
《劳动》杂志阐述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内容，谴责了企图把十月革命说成只是人民“怒火的爆发”和“某种骚动”的中国反动宣传。杂志解释说，俄国革命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的不平等。杂志称赞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军队、没收富人财产等措施；支持了提供“和平喘息时机”以医治战争创伤和组织生产的布列斯特和约。杂志强调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杂志发表了(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列宁的传记，传记中指出，列宁的“活动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引自《苏联历史》1962年第一期，第166、198页）
中国的老一代民主革命活动家欢迎十月革命胜利。1918年春，孙中山在会见日本和印度记者时要求承认苏俄，并号召广泛宣传十月革命思想。同年夏天，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发了贺电，祝贺革命取得了胜利。贺电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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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蔡元培 夏元僳 决对正确

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 蔡元培

十月革命是1917年发生的 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李大钊 第一个在中国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
胡适和鲁迅 提倡新闻学反对旧文学 提倡白话文
蔡元培 当时的北大校长 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