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如何评价“历史终结论”论述题

试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如何评价“历史终结论”论述题
试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如何评价“历史终结论”
论述题

试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如何评价“历史终结论”论述题
福山“历史终结论”批判三题

郑伟

环球视野



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福山的这一学说,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理论的基础是值得怀疑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福山“历史终结论”进行批判,对于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极为必要的.

一、马克思是“历史终结论者”吗?

为了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福山从历史上为其“历史终结论”寻找论据,并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引为同道,认为他们与他一样,都是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复杂.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福山就把自己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划归到同一阵营之中.
客观地说,黑格尔的确属于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者”.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绝对精神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而精神的本质又是自由,因而自由便是世界历史所追求的最后目的.他说：“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我们都当作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而事实上,也就是当作那种自由的现实.”由此他断言,世界历史就是人类朝着自由这一目标发展的过程,一旦世界历史的这一目标得到实现,历史的进程就会关闭,历史由此进入终结.黑格尔进一步提出,世界历史终结于日耳曼帝国,在这里,“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此时,世界历史的目的得到了实现,人类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历史在自由意识的推动下走向了终结.福山把黑格尔当作历史终结论者是没有错的,他的错误之处在于抹煞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历史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将马克思看作同黑格尔一样的历史终结论者.仔细研究一下马克思的历史观,就会发现,马克思既不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一个终点,也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不存在所谓的终结.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深刻地洞察到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坚持辩证法的立场,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终结,当绝对真理全部实现时,历史就走向终点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这一内在矛盾是辩证法与唯心史观之间的矛盾,其唯心史观最终把他的辩证法窒息于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辩证法因素,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糟粕,认为历史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时性展开,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因为达到一个所谓的理想状态而走向终结.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恩格斯曾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说人类历史存在着终结的话,那只是在自然的意义上来说的,即当地球本身走向毁灭的时候,人类也会随之灭亡,人类历史便走向了终结.但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它是不存在任何终结的,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着的.“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人类历史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永恒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永远不会走向终结.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即便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那也只是人被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所奴役的历史的终结,即标志着以人与人之间的野蛮对抗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不仅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而且成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本身的主人,也就是说,人不再是历史的对象,而成为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自觉创造历史的新的时期,即“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美国当代马克思本义学者詹姆逊针对福山的观点批评说：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在达到的那个时期中人类力量可以控制自身的命运,在那个时期,历史是集体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不再屈从于自然、匮乏或市场、金钱这些非人的宿命论的东西”.“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最后终结,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端,而是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的开端,人类历史将在这一更高的阶段上继续向前发展.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在马克思那里,“终点是动力学的.存在一个可以达到的历史至高点,但是这个至高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见,福山所提出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历史就走向终结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和曲解.
福山为什么要把马克思装扮成一位“历史终结论者”呢?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借助于马克思的理论权威性为他的历史终结论提供谱系学的理论支撑,但实际上他有更深层的理论动机,即他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歪曲,以越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回归到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来为他的历史终结论寻找理论依据.这一点,在下面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二、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对于福山来说,要想从理论上阐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就必须首先对历史发展是否具有方向性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历史发展没有方向性,那么历史的发展可能处于无限的循环之中,历史就永远不可能走向所谓的“终结”.承认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逻辑前提.福山明确认为,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与历史的方向性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历史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走向所谓的历史终结.
福山认为,历史发展之所以有方向性,原因在于在历史内部存在着具有“造成历史具有方向性的‘历史机制’”.他认为,这种历史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人性的机制.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历史的发展具有方向性,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可逆的趋势.福山说,自然科学使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也具有普遍性.人类通过科学的进步获得自然知识的积累,是历史具有方向性的关键.因为,科学知识的发展既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没有规律的,它总是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不断积累,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因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世界上最具有方向性和连续性的东西.“倘若我们仔细观察所有人类社会行为,惟一被明确公认为积累的并且有方向性的历史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自然科学的不可逆的特征,为揭示历史发展的方向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机制”.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达到了一个同质化的层次,即走向趋同.
自然科学是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历史并使之趋同的.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福山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社会理性化和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统一的社会结构的伟大力量”.因为战争使得人们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同时也迫使面临战争危险的国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方式进行结构改造,尽可能地沿着最有助于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的路线来重建它们的社会制度,最终使得所有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和政治制度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战争以一种非常敏锐的方法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而且也是最能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标准.”第二种方式是经济.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生产的工业化,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并满足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不仅调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也产生出符合经济发展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用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科学技术就通过经济这一中间环节,使具有不同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必然走向“同质化”的现代化道路.“经济增长为所有社会带来了某种统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如何.”福山还预言说,当今世界上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使其社会组织形式越来越趋于相似.
福山认为,自然科学虽然为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和趋同性提供了解释机制,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他说：“尽管现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历史发展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趋同现象,但它却不足以解释民主这个现象.……现代自然科学虽然已经把我们领到了自由民主这个‘圣经中的乐土’的门前,但却没有把我们送进乐土里边,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先进的工业化在经济学上找不到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的理论依据.”在自然科学和经济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推动着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这种机制就是他所谓的人性机制.因此,应该从人性中寻找自由民主制度合法性的内在根据,寻求历史终结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
其次,人性之中所存在的“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机制.福山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为获得认可而斗争”是一种与政治哲学具有同样长历史的概念,它无处不在并且构成了古往今来一切争取自由权利运动的基础.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一种非经济的欲望,但它在人性中是“第一位的”,是人性中“最固有、最基本的渴望”,是“人性中永恒的部分”.获得认可的欲望,不仅可以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人性论基础,而且填补了“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之间短缺的一环”.
福山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认为“原初之人”在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与动物区别开来,就在于他除了满足自然需要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即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希望人们认可他们的尊严.因为,只有在得到他人的认可之后,才表明他具有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个人.原始人不仅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可,而且渴望“作为人而获别人的认可”,甚至为了获得这种认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原初社会就是一部人们“为纯粹的名誉”而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这样,社会就被划分为两部分：一边是愿意用生命来冒险的主人,另一边是不敢冒死的奴隶.虽然奴隶最初是由于害怕死亡而过上奴隶生活的,但是奴隶的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泯灭,他们通过劳动为解放自己铺平了道路,他们驾御自己并按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实现对解放自己可能性的自我觉醒,表现出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因而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主人,而是奴隶和奴隶的劳动.“奴隶这种对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而不是主人的安然自得不求上进和自我认同,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为什么说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能够普遍地满足所有人获得认可的欲望呢?福山说：“现代自由民主制度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这就是它对所有人的普遍认可.”“它所认可的是一种超越了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的差别的抽象的人,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获得制度的认可,他的权利之所以得到保护,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对自由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最重要的一种需要,是人天生具有的一种最强烈的本能,是“具有人性的人的本质”.当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从根本上满足了人性中的这种需要的时候,历史就走向终结.“人类历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互相平等地获得认可的欲望的方法.历史正以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终结.
福山认为,对历史终结的说明,必须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这两大动力系统或支柱之上,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对历史终结的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在这两大动力机制之中,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是与人的自然欲望相联系的,“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是与人的精神需要相联系的,前者只能说明历史具有方向性,而只有后者才能说明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可见,在福山那里,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平行的,他明显地强调后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的实质是否定经济学对历史和政治问题的解释力,进而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他曾明确地说,马克思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只建立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因而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他说：“只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其他历史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灵魂中精神部分和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也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则肯定不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学说.”这样,福山在历史发展的机制问题上,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所谓“超越”,重新返回到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这是历史哲学上的一种倒退.因为福山把历史发展的最后归结为人性之中“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的欲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却没有考察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因索,而推动历史进步的恰恰正是这种客观因素.马克思正是在人们的思想动机之后发现了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矛盾运动,从而使对历史的解释上升到科学的水平.

三、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是历史的终结?

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落脚点,也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最终目的.他说：“我所谓的历史指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朝着以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进步历程.这个进程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带入到现代社会.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历史本身走向了终结.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历史已经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制度形式.
福山的这一宏大历史结论表面看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和漏洞,是一个独断论的历史结论.这些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走向灭亡,也不会走向灭亡.在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评价上,福山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他的“历史终结论”的出笼,是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为背景的,他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福音书,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唱的挽歌为前提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东地区的失败,意味着它作为一种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人类选择的对象,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的惟一可供选择的对象.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天已经走向失败,而且在将来也不可能“卷士重来”.他说：“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部分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产生社会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制度在下一代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实际上,福山是把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夸大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夸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失败.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惟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人类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仍在进行之中.苏东剧变只是表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其他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会长期存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机和活力,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苏东社会主义的暂时失败,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福山的错误在于将一种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上升为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其实质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性和惟一性提供理论说明,为其历史终结论寻找理论依据.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福山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一个重要论据就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人的“获得认可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因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制度形式.但是,福山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实质,没有看到它的虚伪性和有限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和民主只是少数人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将少数人的利益片面夸大为全社会的利益,把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民主说成是所有人的自由民主.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虚幻的集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同样,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广大下层民众只有在投票时才能享受到所谓的自由民主,除此之外,自由民主权利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虚幻的,因而,他们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并没有真正得到满足.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在民主进程中实现了以多数人的民主取代少数人的民主,使民主具有了真正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尽管目前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得到充分完善和发展,但是它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实质,代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本质上是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民主形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它不可能构成人类社会制度的终结.
再次,福山无力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着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如果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真的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历史的终结,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完善的制度形式,即一种不包含内在矛盾的民主形式.但从西方民主制度的现实状况来看,它既不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也不是最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制度,相反它的内部仍存在着很多自身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对此,福山也无法否认.他说：“自由民主国家目前还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主要是失业、环境污染、毒品以及犯罪,等等.”但是,他拒绝认为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会影响他的结论的正确性.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研究方法上大做文章,拒绝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他的理论.他认为,“仅从世界范围内民主面临的挑战的实证来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实证始终不清晰而且很可能会引起误导”.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跨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民主社会”.这样,他就用抽象的研究方法回避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德里达对福山的这种花招批评说,福山实质上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历史的经验现实与先验目的之间,进行实用主义的取舍,只选择那些对他的观点有利的东西.理论的最大生命力在于它能够解释现实,当它没有能力解释现实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时,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所存在的这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说明他的历史观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效的,只是一种主观的抽象虚构.
可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实质是用一种制度来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用一种意识形态来代替现存的所有意识形态,试图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全球性的制度逻辑,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