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定义：
　　自明代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朝廷派遣,率领规模巨大的船队七次出海远航,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友好和平交流.
　　概况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劳累过度过逝.民间故事《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东海,称为涨海.
　　从1405年到1433年,从刘家港出发,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郑和下西洋的条件和前提：
　　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3.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1],[2]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4.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3],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5.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主要是宣扬明朝国威,还有一说法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军事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虽然在国土面积上远远比元朝小,但至少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散财之举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没有发动民间的商业贸易,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
　　郑和简介
　　郑和（明洪武四年1371年—宣德八年1433年）,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回族.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 明初入宫为宦官,又称三宝太监
　　郑和六世先祖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是元初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是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世奉伊斯兰教.曾任云南行省平章,追封为咸阳王.马姓是汉化的阿拉伯语“Mahmud”.
　　郑和出生于1371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和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和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改名为郑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的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郑和本人也在航海时进入麦加朝觐.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阇婆,
　　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
　　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
　　节回
　　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多人.
　　第三次下西洋
　　郑和在满刺加建造仓库,下西洋所需的钱粮货物,都存放在这些仓库里,以备使用.在锡兰,郑和又另派出一支船队到加异勒（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阿拔巴丹和甘巴里.郑和亲率船队去小葛兰、柯枝,最后抵古里,于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1411年7月6日）回到了祖国.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412年12月18日）朝廷令郑和进行规模更大的一次远航.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开航.首先到达占城,后率大船队驶往爪哇、旧港、满刺加、阿鲁、苏门答腊.从这里郑和又派分船队到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而大船队从苏门答腊驶向锡兰.在锡兰郑和再次派分船队到加异勒,而大船队驶向古里,再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这里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郑和船队由此启航回国,途经溜山国.后来郑和船队把溜山国作为横渡印度洋前往东非的中途停靠点.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1415年8月12日）回国.这次航行郑和船队跨越印度洋到达了波斯湾.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多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朝廷命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冬远航,首先到达占城,然后到爪哇、彭亨、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南巫里、锡兰、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东海岸）、柯枝、古里.船队到达锡兰时郑和派一支船队驶向溜山,然后由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大船队到古里后又分成两支,一支船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刺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一支船队直达忽鲁谟斯.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郑和船队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同年闰十二月初六,船队从龙湾（今南京下关）启航,2月3日集结于刘家港.在刘家港,郑和等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在南山三峰塔寺立《天妃灵应之记》石碑.两碑都记下了他们六次出航的历程.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船队从五虎门出洋.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的苏鲁马益、苏门答刺、古里、竹步,再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当船队航行到古里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
　　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逝世.死时仅62岁
　　.他的家
　　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船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等地,回到太仓刘家港.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郑和船队到达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按照当年郑和船队中的中号宝船尺度设计建造的仿古宝船,展示于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船长63.25米、船宽13.8米,6桅8帆,排水量约1300吨.
　　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作用与意义
　　作用
　　朱棣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逼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的人对他武力夺取地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禁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第四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正面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负面意义
　　郑和下西洋可以不以贸易获利为目的,但不能不计成本.七次下西洋给明朝财政造成巨大经济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必然随之悄然结束.
　　郑和下西洋与西方新航路开辟的比较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含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