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写的文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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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至深：宋庆龄的晚年生活
2003年1月27日,是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此,笔者再次走进了秀美僻静的北京后海北沿那座46号院的大门,走访了曾与宋庆龄朝夕相处的身边工作人员……
“我享受着‘皇家’待遇,尽管我不快乐……”
1963年4月,当春风再度吹绿古老京城的时候,坐落在后海北沿的一座僻静幽美的旧日王府花园里,迎来了一位高雅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新主人——宋庆龄.那年,宋庆龄70岁.
初夏刚至,宋庆龄在新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一为庆祝她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二为请朋友们在新居处相聚共叙.为迎接宾客的到来,宋庆龄和工作人员一起做了精心布置,庭院里碧树翠竹一片葱茏,客厅、餐厅、居室内外都摆满了鲜花和盆景.
那天,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陈毅、廖承志、廖梦醒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老朋友都兴致勃勃前来祝贺.大家谈笑风生,轻松愉悦的气氛弥漫在小楼内外.宋庆龄还邀请客人来到美丽的庭院,在碧树红花间漫步.聚餐后,还举办了舞会.周恩来首先邀请宋庆龄跳舞.在优美的音乐中,他们舞姿翩翩,优雅和谐,给在场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常在北京、上海两地工作和生活.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那里道路狭窄,环境较为嘈杂,政府考虑为她另修一幢新住宅.宋庆龄觉得国家正在大兴建设,各处需要很多资金,就一再谢绝.此事一直拖延了几年.1960年,政府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但由于房屋潮湿,常引起她关节疼痛.
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到宋庆龄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物,为中国革命做出过无可取代的重要贡献,而且她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经常要在住所会见中外宾客,应该有一处适宜的居住地.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央规定一般不盖新房,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需要,仍破例决定为宋庆龄新建住所.
当中央派人带着国家主席刘少奇请夫人王光美代写的一封信以及新宅设计方案到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时,她再次婉言谢绝了.她在给王光美的回信中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她表示：“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1962年,周恩来受党和政府的委托,亲自主持在北京后海北沿一座已经荒芜的旧日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为宋庆龄新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第二年春天,宋庆龄迁入新居.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46号的院落,成为她生命最后18年的安居地.
尽管她内心一直很不安,从不认为这是自己应该享受的,但对于这处环境幽美安静的新寓所,宋庆龄很喜欢.因为那是非常了解她性情的周恩来亲自选址修茸的.
1966年,曾有一位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在给宋庆龄的信中问,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真的吗?宋庆龄回信说：是的,因为是国家副主席,人民政府拨了一个旧日的王府给我作寓所.“……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里面有许多美丽的树木……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她把几个鸭蛋放进李燕娥的篮子里
在搬进后海北沿46号的最初几年,宋庆龄的生活基调是丰富、繁忙、愉悦的.她担负着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国务活动繁忙.她和周恩来、陈毅一起前往锡兰访问,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她在北京、上海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首脑人物和友好代表团；出席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并担任执行主席；她还抽出时间为报刊撰写了多篇有关儿童和妇女工作的文章.
闲暇时,她养花儿,喂食鸽子,偶尔还系上围裙,照食谱烧两个菜请客人品尝.当然,最让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还是那几个欢乐祥和的圣诞之夜.
对于幼年就受家庭熏陶和西方教育的宋庆龄,过圣诞节很自然.每到这个节日,她家便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客厅里竖起了一棵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各种小玩意儿：有用乒乓球做的小灯笼,锡纸做的银球,有小娃娃、小鸭子等等,不少制作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当夜幕降临,圣诞树彩灯闪烁,工作人员便装扮成圣诞老人和美丽公主,在门口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宋庆龄给每个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子女都准备了礼物.孩子们亲热地拥到她身边,呼唤着“妈妈太太”,捧起心爱的小礼物,吃着香喷喷的蛋糕,然后像一群快乐小精灵,表演节目,尽兴玩耍.
记得有两次,宋庆龄还兴趣盎然地和大家一起玩起了“找彩蛋”的游戏.她先请管理员小张买回许多鸭蛋,然后一起动手,把鸭蛋染成红、绿、黄几种颜色,一个个藏进屋外的大草地.工作人员们提上篮子,分头去找蛋,看谁找得多.
有一回,与宋庆龄相伴多年的保姆李燕娥也参加了游戏,但她找到的鸭蛋不多.宋庆龄见状,赶快从保姆钟兴宝的篮里捡出几个鸭蛋,放进她的篮子,好让她开心.
“找彩蛋”,是宋庆龄小时候在上海家中草坪上玩的游戏.现在在北京新居的这片草地上,又让她忆起了父母带给她的温馨欢快的童年时光.直到宋庆龄逝世后,亲历过“找彩蛋”的工作人员才翻然醒悟：玩这个游戏时,正在宋庆龄生日之际.她是把幸福、温馨和大家一道来分享的.一向娴静、谦逊、不张扬的宋庆龄,生前是从不轻易把生日告诉别人的.

今天，在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也会以崇敬的心情想起斯诺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间的真挚友谊，想起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在地下党的具体安排下，得以实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迹——历史性的“非凡旅程”——导致《红星照耀中国》诞生的陕北红区之行。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众所周知的名著，他那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陕北红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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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也会以崇敬的心情想起斯诺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间的真挚友谊，想起正是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在地下党的具体安排下，得以实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迹——历史性的“非凡旅程”——导致《红星照耀中国》诞生的陕北红区之行。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众所周知的名著，他那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陕北红区之行，在书中已有极其精彩的描述，但是显然出于政治原因，在当时以及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斯诺都没有公开一个重要的情节——他是怎么秘密地去陕北的。一直到《红星照耀中国》出版21年后，他在另一本著作《旅行于方生之地》中才较具体地透露了“孙夫人安排我访问红区”。其实这仅是斯诺和宋庆龄长期友谊的一个片断。
宋庆龄晚年在怀念老朋友斯诺逝世10周年时曾说：“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这是对她与斯诺40年来友谊的真实评述。
斯诺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27年他来到中国，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驻华南记者，新闻记者的生涯使他走遍了中国的主要城市，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西南各省，目睹了当时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和饥寒交迫的百姓，产生了纯朴的同情心。在活动中，他认识了中国许多知名的进步人士，如鲁迅、宋庆龄等人，尤其与宋庆龄的结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他自己说的，“在这些会见接触中最主要的是我同孙夫人宋庆龄建立起来的友谊”。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1932年，他第一次请求会见宋庆龄，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共进午餐。过了几天，他头一次走访法租界里的那所孙中山的旧居。斯诺在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时写道：“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宋庆龄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他还说：“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斯诺和宋庆龄的友谊随着共同参加为正义、进步事业的斗争而发展加深。其中铭刻于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是，斯诺的陕北之行和由此而诞生的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4年斯诺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尽管他已经收集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位忠于现实、正直的新闻记者却深感自己没有见过一个红军绝不能轻易动笔。他知道当时国共交战，红军已长征北上，难以去陕北采访。而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张学良与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时，十分高兴，认为那时有可能进入陕北。他想，“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尽管他意识到这个冒险行动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我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为什么，作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
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下，怎样才能进入陕北、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呢?斯诺首先想到了尊敬的孙夫人宋庆龄。于是他在1936年1月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求助于宋庆龄。斯诺曾回忆说：“我请她帮助我以便到了红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是被当作间谍。”
当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也早向宋庆龄表示要去江西苏区工作，但红军已北上，宋庆龄让他等候时机。
宋庆龄此时正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而努力。这年春，宋庆龄通过上海地下党派王牧师(即董健吾同志)先去陕北瓦窑堡执行紧急送信任务，转呈毛主席。不久党中央的覆信又由王牧师带回上海。宋庆龄得知回音后，很快为斯诺的旅行做出了安排，并通知乔治·海德姆也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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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回忆：“通过她(孙夫人)的安排，我同北京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我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我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据有关史料证实，当时在华北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授权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介绍信，并由徐冰同志托人将此信转交给斯诺。
1936年6月3日，斯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北平乘列车西去，开始难忘的冒险旅途。列车到郑州后，斯诺转换一趟去西安的快车。不久他与乔治·海德姆会合，因为他们同是得助于宋庆龄的朋友。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到达西安后，与王牧师和周先生(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刘鼎同志)接上了关系，并在他们及东北军一些朋友的帮助下，秘密地进入了陕北红区。
斯诺与乔治·海德姆(不久即改称马海德)到达保安，受到党中央负责人的热情欢迎。他们拜访了毛主席、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马海德要求加入了军医行列，留在陕北工作。斯诺则四处奔忙采访收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去宁夏南部的前沿阵地访问，最后冒着炮火重新折回保安。他在红区采访了四个多月。
斯诺历史性的陕北之行的硕果是写出了震惊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使世人第一次得知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共产党人，“这些人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这本名著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五版。1938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
红区之行更激起斯诺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在抗日战争中，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合作更密切了。宋庆龄十分关心和支持艾黎与斯诺在中国开展的工合运动。斯诺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支持，孙夫人就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斯诺去香港时，也积极协助宋庆龄当时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事业。斯诺回忆说：“对于我的妻子和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我们抱着热诚从事工作。”
以后斯诺又如实地迅速报道了皖南事件的真相，更加触动了国民党当局，受到反动派的打击，被迫于1941年离开中国，去东南亚游历，取道欧洲回美国。
当时宋庆龄曾劝他留下，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宋庆龄对斯诺亲切地说：“你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你属于中国。”斯诺临上飞机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1942年到1943年斯诺又访问过中国，但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控制时期，他被当作危险分子，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被禁止再去中国访问。
直到1960年、1964年和1970年，斯诺才得以访问新中国，同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极为重要的谈话，继续为建立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新贡献。斯诺每次来华访问，总不忘去拜访他尊敬的老朋友宋庆龄。但是1960年斯诺来华时，刚好宋庆龄在上海生病，两人没能相逢。斯诺写信并献鲜花对她表示慰问和敬意。宋庆龄抱病写了一封热情鼓励的长信给他，信中最后说：“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永远的。历史必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1970年，中国正处动乱之中，但斯诺来华又一次进行难忘的陕北之行，重访34年前宋庆龄帮助他进入的红区。这次斯诺去延安返回北京时，因飞机误点，但宋庆龄为了迎接这位老朋友却等候到深夜。她在家中亲自选菜单，拿出了保存多年的名酒，热情设宴款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
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时，斯诺原准备以记者身分再次访问中国，但他那时已重病缠身，不能如愿。中国政府立即派出医疗小组，由他的老朋友马海德带队去瑞士为斯诺治病。宋庆龄得知斯诺病重的消息后十分焦虑，当即起草一份诚挚的慰问急电，表示愿意提供个人帮助，让秘书尽快送往电报大楼发出。
“每逢佳节倍思亲”。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当时经过漫长的寒冬，中美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友好关系的春天，但是报春之燕却飞离人间。2月15日这天，从瑞士传来了斯诺不幸逝世的消息。在北京什刹海畔住所的宋庆龄连夜亲拟唁电稿，电文并不长，但悲痛的心情和40年往来的风云却似春潮激荡胸间，使她夜不能寐，直至凌晨，东方既白，照亮了她案前的唁电，最后一句是：“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
之后，宋庆龄又在她自己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上撰写了悼念文章《纪念埃德加·斯诺》，向世界人民介绍了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为人类的进步、正义事业，为中美人民的友谊而勇敢奋斗的一生。她在文章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的深沉的怀念：“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这当然包括斯诺留给后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这是宋庆龄33年前写的文章，但今天读来仍感亲切，尤其当我们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珍贵的历史，仍感到宋庆龄对斯诺的怀念和评价，多么亲切，因为她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深情厚意。（作者：日农，《今日中国》杂志，即原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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