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是什么?

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是什么?
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是什么?

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是什么?
人类各民族文明的生存与发展,因循着其系统内部结构中不同权力之间的此消彼长,什么样的权力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若干核心权力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结构模式.所谓权力,从广义上说,指的是产生某种特定事件的能力或潜力,泛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大类.从狭义上说,指的是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主要存在着四种起着主导作用的核心权力：神权、王权、族权、人权. 神权,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 世界为什么而存在?世界是怎样存在的?世界与人自身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人类每个民族都无法逃避的大问题.每个民族对于世界的存在有着不同的理解方式.远古时代,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对于大自然发生的各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以为风雨雷电之类的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操纵着.人们仰望天空,幻想出在天空深处存在着无所不能的神,并产生出对神充满恐惧而又敬畏的情感,神于是成了人类各民族所信仰的对象.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人的信仰就是在他回答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产生的.每一个民族在回答这些大问题时形成的集体意识就成了这个民族共同遵守的信仰.人类最初对于神的信仰,通过神话传说、图腾、多神自然崇拜、巫术、原始宗教等多种形式表达出来,由这些形式所形成的特定信仰,代表了一定区域内特定民族的共同意志.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会被什么所限制乃至被控制.共同的信仰将不同的个体或群体组织在一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本质说,人们对于神的信仰体现出有组织的社会强制性,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们可以把这种由信仰对于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所产生的控制力称为神权.人们对于神的信仰代表着一定区域特定民族的共同价值观,代表着同一信仰者的共同利益,因而,人们对于神的信仰是特定人群组成社会组织的共同基础.由于神权在建立社会组织方面所起到的独一无二的作用,我们可以把神权称之为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权力.按照人类选择信仰的方式,人们主动选择的信仰称为主动式信仰,被动选择或是被迫选择的信仰称为被动式信仰.主动信仰者即为主动接受神权控制的人,被动信仰者即为被动或被迫接受神权控制的人.随着王权社会的出现,人类各民族对于神的信仰,逐渐发育出系统化的神权思想.在此过程中,由于神权在社会组织行为中所具有的控制力,必然影响到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方式.一方面,神权思想体现了不同人群的意志与利益,它通常为构成社会组织的多种力量角逐之后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在在经过多方意志与利益相当漫长的冲突、融合、调和期之后,神权思想才能趋于成熟,最终形成固化为不同社会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体系性逻辑范式.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没有神权思想的同一性,就不可能有民族文明的同一性.构成神权思想体系的元素就像构成物质世界的原子一样,它不仅能够塑造人类文明的灵魂,而且也是影响和制约人类各民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法律规章、政治体制等社会制度性文明的核心基础.人逃脱不了神权思想的控制,正如同人的灵魂逃离不了躯体一样.人类各民族对于神的信仰有着不同的方式,人们通过对于神的不同信仰来理解世界,解决人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问题.“印度人在‘自身之中’去认识神,中国人的神‘在自己之上’,亚伯拉罕则不同,他‘面神’而立,而行,并且把毫无条件,毫不动摇的信仰,奉献到神面前,就连神让他献上自己的爱子也在所不惜.”（《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235页）“亚伯拉罕”是源于小亚细亚—闪米特地区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先知.在这里,汉思从人与神的关系方面非常形象地总结出将人类几个主要文明的显著特征.如果从神性、理性对于人性影响的角度来分析,更能看出神权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印度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早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神权思想体系的文明模式,其文明的发展始终受到神权思想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印度文明是一种早熟而又发达的宗教文明.在前二千纪中叶,北印度就进入了吠陀时代.所谓“吠陀”,即“知识”、“启示”的意思.前1500年—前1000年左右出现的梵文经典《犁俱吠陀》是吠陀教产生的标志.它是印度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文献,被认为是印度文学和哲学的源头.印度社会特有的种姓制度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前6世纪,印度社会出现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社会理论应运而生,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便是这场思想文化较量的产物.但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耆那教,它们在教义和哲学上都具有一种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体；重直觉、轻理性的倾向.《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的源头,不仅婆罗门教的各个哲学流派发源于它,就连佛教、耆那教的哲学也深受它的影响.为了回答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问题,《奥义书》提出了“梵我同一”的学说.梵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的本源和始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来源于梵,依靠梵而存在,并且最终还原于梵.复杂的教义不仅影响着印度人的精神生活,也影响到世俗的社会生活.诸如轮回、业报、施舍、解脱等观念连同种姓制度形成了完整的神权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的理性融合于神性之中,理性不仅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反而为神权思想提供了系统性的逻辑范式.神权的力量在印度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在现代,如果把印度视为一个由神权控制的宗教国度仍然不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与印度文明中的理性融合于神性之中的逻辑范式不同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与神性相分离的倾向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理性与神性总是不完全一致,甚至经常导致冲突,从而为理性与科学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对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宗教.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反对宗教生活上的繁文缛节和哗众取宠.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上帝是指在宗教生活方面要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这对于教化人民起到了很大作用.基督教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友爱,使人间生活充满温暖,这种彼此友爱的情怀,后来升华为博爱精神,经过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倡导,已经成为西方普世的伦理观念,为世界大多数民众所接受.中世纪基督教会为救助贫困弱小,成立了济贫院,为贫困无助的人提供了食宿、医疗等帮助,促成了福利保障制度在近现代西方的建立.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为后世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少人坚信,中世纪是信仰的世纪,是人们苦修精神之功的世纪—就人类心性的虔诚程度、内心的静穆程度以及超然物外的灵性境界而言,或许它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再现的黄金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是停滞的1000年,沉静的1000年；但同时也是充满了上帝之言、祈祷之声和人心祝福的1000年；是西方人走向内心、修炼趋圣的1000年；是他们为未来那个即将到来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做充分准备、充分筹划的1000年.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在理性与神性的关系上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形,理性与神性同胎而出,理性与神性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彼此没有彻底分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并没有纯理性的思维方式,亦没有纯神性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华文明中的神权思想主要存在于两种崇拜形式中,即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自然神大多具有象征性意义,人对神敬而远之,人有相对自主的生存方式.相对和谐的天人关系乃是人与神之间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神的力量并没有真正介入到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必像其他世界性宗教教义规定的那样,通过礼拜、祈祷、祭祀等具体的行为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神被人顶礼膜拜,没有人能够将具体的神鬼形象描述出来.因而,中华文明中神权思想是一种自然神论,或者说是一种泛神论.神存在于高天之上,亦在万物之中潜在地关注着人类的生活.这种道德伦理化的神权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此外,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祖先崇拜远比自然崇拜更直接、更重要.这一点主要是由于中华文明建立在宗法文明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实用、更具体.孕育于中华文明之中的神权思想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道家倾向于自然崇拜,其代表者为天道观、阴阳五行论乃至汉代流行的谶纬等学说；儒家倾向于祖先崇拜,其代表者为系统性的纲常伦理学说；墨家兼有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倾向,其代表者为伦理化鬼神崇拜.战国后期,儒、道、墨三者在神权思想上相结合的趋势十分明显,最终汇成中华文明的神权思想体系之中.人们经常提及中华文明的早熟,其实正表现在人神之间相对超然的关系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是意味着神权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并没有繁琐的宗教教义与礼仪,但神权所起到的作用却与其他世界性宗教有着相似之处.一切宗教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中华文明中的神权思想相对理性化——中国人建立的仿佛是一种睁眼看世界的宗教.人虽然处在清醒状态,但并没有真正醒来.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已确立“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中国人建立了没有至上人格神崇拜的伦理化神权思想体系.秦汉大一统之后,杂有道、墨、法等百家学说的儒学成为主流文化的代表,亦成为神学思想的主要来源.拥有儒学思想的人成为神权思想的捍卫者与执行者.他们以士官集团为代表,其教条就是四书五经中的纲常伦理学说.神权政治思想是中国式专制理论的主要根据,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畏惧三分.士官集团总是标榜坚守天道,而皇帝有时又囿于一己私利,这样就容易发生矛盾.明朝万历皇帝就曾在立储问题上与臣僚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02页） 神权及其衍生物,亦即泛神权,潜在的神权无处不在,无人能够摆脱它的影响.掌握无数人生杀大权的一朝皇帝尚且如此,普通中国人如何能够摆脱神权思想的束缚呢?在庞大的人类文明体系中,神权仍然在更多的方面代表了人的本质属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实质性的方面影响到各民族主流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走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未必正确,至少印度文明就不是这样,对印度文明产生无可替代影响的吠陀时代就不处于这样的时期.我们可以把“轴心时代”看成是人类处于从童年、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之为人类思维的定型期,而不能具体固化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能将偶然性视为必然性.雅斯贝尔斯所提到的“轴心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类的神权思想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成熟期与固化期.正是那些最初的先入为主的文明形式,对于人类各民族的远古文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们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始基.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延续到了今天.“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每当处于文明突变期,人们总是习惯于返回神权奠基时代重新思考——仿佛是从神权思想的“原教旨”中重新找到方向和出路,以期解决民族文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处于雅斯贝尔斯所命名的轴心时代.今天的中国,也许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神权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第一权力,在于它能够通过信仰的方式规定和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各民族不同的生存方式,可以从神权思想的差异性中寻觅踪迹；而人类各民族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由于神权思想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下审视各民族文明中的神权思想.任何一种神权思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对神权之间的冲突持一种放任的态度.“一种诸宗教之间世界范围内的谅解的目的,应该是一种共同的人类伦理的形成.这种伦理不应像人们有时候错误推测的那样,导致宗教瓦解和消亡.伦理精神是,并且总也只是一种宗教内部或诸宗教之间的一个维度.这就是说,一种伦理精神不应成为某种一统宗教,也不应成为一种宗教鸡尾酒,更不应成为一种宗教代用品.因为：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和平,便没有诸民族之间的和平.没有诸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诸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全球性的伦理准则,便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对话.没有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即世界伦理,便没有一种全球性的共同生存.”（《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前言VII页）人类的“大同”世界,也许从更主要的方面来说是神性的融合.不可能存在共同意义上的“十戒”,但共同的“一戒”、“二戒”也许是存在的.各民族完全可以最大公约数达到最基本的一致,从而共同建立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