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有人说孔子的被任用,主要得力于其学生、也是鲁国三家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的推荐.其实,孔子的出仕,与鲁定公、孟懿子都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真正想到任用孔子的,还是实际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他又想杀死季氏篡夺全部权力,被打败而逃奔齐国,后又被齐国所弃而奔晋.表面上看阳虎之乱已平,但是鲁国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费邑的公山不狃,邑的公若藐等家臣仍有很大的实力,对于鲁国公、卿都存在着大的威胁.在周边关系上,又与大国齐不断发生着摩擦并日趋紧张.此时,继任国卿不久的季桓子,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先不要说孔子少见的博学多识与巨大的社会声望,单是他坚定的维护公室权威、渴望安定和平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季氏的重视.尤其是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立场,以及孔子对于阳虎与公山不狃的拒绝,才是季氏最终选中孔子的根本原因.
孔子任小司空的时间很短,即就任大司寇.说到大司寇任上孔子的作为,这里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件历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即孔子是否诛杀大夫少正卯一事.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其源头是《荀子·宥坐篇》的记载,后来在《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均有记载,说孔子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这里不仅将孔子诛杀少正卯事予以坐实,更找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深层理由:原来少正卯与孔子素来有隙,在孔子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授徒讲学,而且学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讲课处“三盈三虚”,好多次没人听孔子的课了.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把孔子诛杀“法家少正卯”作为孔子的一条罪状.
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一是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杀人.”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我们还是需要将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字录出.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对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项罪状,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疏》中,有过这样的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辨,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写过《论衡》的王充,还记有孔子与少正卯交恶的具体根源:“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并字训对峙,对立,即唱对台戏）.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门人皆惑.”是说少正卯的名气与孔子的差不多,他也开门办学,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学生除了颜渊都曾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课,“三盈三虚”.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教育的效果.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理由也很光明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儆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宣扬的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打开“杀戒”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杀人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人.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的,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人物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杀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杀人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死（《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朝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称谓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文革”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媚骨”、“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死》）孔子也做过这样的反抗,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了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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