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出版后,对中日的影响

海国图志出版后,对中日的影响
海国图志出版后,对中日的影响

海国图志出版后,对中日的影响
《海国图志》为中日现代化进程差异埋下伏笔
　　一本在中国遭到冷遇乃至唾弃的书,在日本却成为畅销书,人们竞相阅读——100多年前《海国图志》的命运,为中日两国此后的命运埋下伏笔.
　　《海国图志》由魏源在1842年著成.这一年对中国意义深远：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门洞开.进士出身的魏源很早就产生了改革内政的经世思想,鸦片战争的溃败,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西方的紧迫性,于是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经世目标,转而走上了“师夷”的道路.
　　1841年6月,当时同样主张学习西方的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时见到了魏源,两位老友相见甚欢,朝夕深谈.也就在这次会面中,林则徐将之前自己在广州搜集的《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了魏源,希望他编撰一部介绍西方的书籍以救亡图存.魏源接受重托,着手搜集资料,终于在1842年著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照理说,《海国图志》在这样一个败世颓局中出现,应该引起很大反响才是.书的宗旨是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正为当时寻求救国大计的人打开了解西方的窗口,理应畅销走俏.
　　然而,历史却一波三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评价称,在当时,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主宰着“世道人心”,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
　　当时,魏源的好友姚莹就曾说：“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在这样的环境下,《海国图志》提出“师夷”的主张,必然会被主流社会攻击排斥,遭到人们的冷遇.
　　结果,宏伟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并未激起什么涟漪.据统计,当时中国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多达三百多万,而《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只印刷了千册左右.及至后来,连谈论这本书,也成为禁忌.
　　但《海国图志》却并未就此埋没.历史的吊诡,使它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激起了一场巨浪.
　　由于在国内无人问津,当时有些书商开始尝试在邻国日本打开这本书的市场.1851年的某天,一艘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接受入港检查时,被查到了3部《海国图志》,随即被当成违禁品克扣下来.
　　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入了日本.
　　之后具体发生了什么,如今已无从得知.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海国图志》在日本大受欢迎.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海国图志》“到了江户则身价百倍,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数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个版本,占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的一半；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的价格涨了近3倍.《海国图志》在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维新改革主张,掀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据雷颐介绍,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交流与中日关系历史考察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落合弘树在其学术报告《明治维新与中国——幕府维新的日本和中国》中明确指出：“以图独立的佐久间象山‘和魂洋才’的想法,大部分是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得来的”,充分肯定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贡献.
　　《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不禁让人感叹.而对出版物,和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思想的态度之差别,为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埋下伏笔.
　　在雷颐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东亚文化的中心,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这也造就了千百年来国人传统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包袱.由此,当长期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文化的冲撞时,优越已久的国人习惯性地将西方列强目为蛮夷之邦,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的先进性,“师夷”便成为无稽之谈.同样的,在以后每一次变革中,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清政府坐拥着华夏正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包袱,让每一次文化的对接交融都变为惯性抵触,让每一次的迈步前行都变得步履维艰,一次次地失去变革时机,最终成为国际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落后国家.
　　相对而言,日本的文化包袱没有中国那么重.目睹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后,一向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的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也让其意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所以当19世纪中期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日本果断地接受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在变革中一路崛起.（文/苗晓雨） 来源：中国青年报